但她只能住旅馆，因为婷婷在家够累了，没精力服侍客人。”婆婆坐飞机过来，在病房见到了儿媳。伊万当时焦头烂额，跟母亲没说几句话。本来也不觉得她能帮上忙，孰料在这份文件上签了字。我又当了最后的知情人，伊万想。记得在葬礼上，母亲欲言又止，以为是找不到安慰的词句，看来是想透露这事。后来母亲打电话、发短信安慰他，求他跟母亲或者他的弟弟妹妹联系，他都敷衍了事。又说怕他抑郁，想过来陪他住，他也说不必了。从没听说妻子死了，她的位置可以由母亲代替。

    伊万把文件传给母亲，问是怎么回事，很快接到她的电话。“那个女人要把二十五万给一直照顾她的人，还不让我告诉你。我能做什么？我不签她有的是机会找别人签——那天她的病房像中心火车站——不如做个人情，她以后少折腾你。”她顿了顿又说，“坐在她身边，看她年纪轻轻成这样，我感叹，这么多年，因为鸡毛蒜皮的恩怨，我失去了一个儿子、一个儿媳。”

    母亲建议他不要争得太凶。文书在法庭上未定有用，但跟妻子的女情人，一个在她病痛中照顾她的新移民，对簿公堂，即使胜诉得了钱，他这个学者也会名誉扫地。

    “你那天在病房就知道她们是情人？”伊万问。

    “她们在一起的样子，谁还能看不出来吗？”

    伊万没有继续发短信或者打电话。他待在公寓想事情，偶尔翻阅婷婷的短信。婷婷讽刺他对她们的爱情视而不见，还点明，克莉丝汀在他认识婷婷之前就跟她好上了。这些没有让他痛苦、羞愧，或者沮丧。相反，他有一种奇怪的紧张感。越是思考，他越紧张。整整一个月，他心想，我在观测一颗形态诡异的星球；结果是观测和计算有误，那颗星球其实一直稳定而灿烂。他想做点什么，一刻也不想耽误，只怕莽撞做错了。他想了两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