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目前最新线索只有这一个，虽然山斯基已经在那儿，但两个人查起来会更快。他抓起椅背上的外衣，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亨特怀着一线希望拿起了电话，但一听对方的声音，便立即泄了气。

    是华盛顿的电话，国务院的总机。亨特坐在桌沿上，打起精神来等着总机将电话与要和他讲话的人接通。

    查乌兹在那一头说话了，声音就象在探望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时那样温和。“喏，西蒙，事情怎样了？”

    “还不坏，”亨特撒谎道。“我们象毯子一样将这个地区覆盖住了。”至少这一点是真的。“无论贝尔·加拉想干什么，也就在这两天了。这一点我敢肯定。”亨特踌躇了一下，然后对查乌兹说了实话。“如果到时候我们仍无法阻止他，我们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了。”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查乌兹平静地告诉他。“恐怕你已经是吃不了兜着走了。我答应过尽量让你去办这件案子，直到有人开始踢我的屁股为止。唔，现在就有人在踢我的屁股了。他们没有接到你应该呈递给他们的报告，还抱怨说你没有按原订计划与他们见面。更糟的是，有人说你是个无政府主义的疯子，讨厌大企业家，讨厌政府和大人物。”

    亨特回想起他在巴黎召集的那次会议以及他在会上对那个国务院情报研究司的人说的话。那是他犯下的一个错误。“对不起，”他生硬地对查乌兹说。“我不善于外交辞令。”

    “是的，”查乌兹同意道。“你是不善于外交。你只是一个相当称职的警官。”这是在给临死的犯人灌迷魂汤了。“但这项工作需要的却是外交家。我在挑选你的时候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是我的错。”他又顿了顿。“听着，西蒙，也许我说得过于严重了。可能还有挽救的办法。你回来吧，搭下班飞机。来向他们解释——越快越好。也许你能使他们理解你的行动和动机。丢开那件事，一切从头开始。”

    “我很愿意试试，”亨特慢吞吞地说道。“但还得等等。我说过了，这两天这儿要出事。”

    “等两天是不行的，”查乌兹干脆地说。“你得现在回来，马上。”

    “我不能回去，”亨特告诉他，同样很干脆。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那么，就这样吧。”查乌兹的声音平淡已极。

    亨特透过窗户看着领事馆花园中攀缘在棕榈树上的玫瑰花。“有时候，事情也就只好这样。回见了。”他挂上电话，坐了一会儿，末了很惊奇地发现自己并不颓唐。

    他有理由固执。这种理由根置在他心中。这样做是值得的。即使他在国务院的前程就此断送，即便他抓不着贝尔·加拉，这样做也是值得的。这个案件完全将他吸引住了，它在他的现在和过去之间筑起了一道墙。因为有了这个案子，他整个人才象机器一样重新运转起来。

    他离开办公室，出了领事馆，驱车到圣特皮兹找山斯基去了。

    下午6点克拉尔警长从伦敦给他打电话时，他还没有回来。那时领事馆的人都走光了，只剩下领事的秘书，他也正准备回家。他仔细记下克拉尔的话，将纸条放在办公桌上，以便明天一早交给亨特。然后，他锁上领事馆的大门，回家去了。

    下午7时，贝尔·加拉已作好一切准备，就要离开罗克布伦的寓所，开车去参加瓦拉西的生日招待会了。他将凸面印刷的精美请柬装进衣兜，在卧室的穿衣镜前仔细打量着自己。朱丽叶·夏尔已对他说了，瓦拉西坚持出席招待会的宾客不要穿正式礼服。因此贝尔·加拉穿的是一条灰色的宽松便裤，一件套头衫和一件深色外套。他似乎觉得镜中的他看上去完全松弛，面部肌肉控制得当，相当冷静。

    他一边打量自己，一边摸出一根香烟来点上。他抽了一口，从嘴上抓下香烟，扔到地毯上，用脚后跟将它碾碎，然后转身出门而去。

    无论成败如何，他是不会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