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好。”李文斌摇头，嘴角却带着笑，“但至少，我把想写的都写出来了。”
赵援朝搓着手：“数学是我的弱项，下午……唉。”
“别想那么多。”陆怀民拍拍他的肩，“把会做的做对，就行。”
三个年轻人站在雪地里，互相打气。
远处，学校的喇叭突然响了：“各位考生请注意，食堂准备了热水和简餐，可以凭准考证领取……”
“走，吃饭去。”陆怀民说。
父亲摆摆手：“你们去，我在这儿等。”
“爹，您也一起……”
“我不饿。”父亲固执地摇头。
陆怀民知道劝不动，只好和李文斌他们去了食堂。
食堂很简陋，长条桌，长条凳。
每个人领到一碗白菜汤，一个窝头。汤是清的，能看见碗底，窝头是粗面的，硬邦邦的。
但没人嫌弃。大家捧着碗，小口小口地喝，珍惜每一口食物。
陆怀民看见一个中年考生，头发已经花白，戴着厚厚的眼镜，吃窝头时掉了一桌渣，又小心地捡起来吃掉。他的手指关节粗大，是长期干重活留下的痕迹。
还有一对男女，看起来像是夫妻，共用一个碗喝汤，你一口我一口，相视而笑。
这就是1977年的考场众生相——有十几岁的少年，有三十好几的中年；有插队多年的知青，有刚刚放下锄头的农民；有工人，有代课老师，也有像陆怀民这样从田埂直接走进考场的农村青年。
他们从四面八方来，揣着不同的故事，却奔赴同一个希望。
吃完饭回到校门口，陆怀民看见父亲正在和人说话。
走近了，才发现是陈卫东。
“陈老师！”
“怀民！”陈卫东转过身，眼镜片上全是雪水，“考得怎么样？”
“还行。您怎么来了？”
“我这两天监考，正好中午过来看看你们。”陈卫东从挎包里掏出几块姜糖，“吃这个，暖暖身子。”
又掏出一个小暖水袋，递给陆怀民：“下午考试，把这个放在脚下，能暖和些。”
陆怀民接过暖水袋，是橡胶的，已经旧了，但洗得干干净净。
“这是我爱人用的。”陈卫东说，“她听说你要考试，非要让我带来。”
“谢谢师母。”
“别谢。”陈卫东拍拍他的肩，“好好考。”
又对陆怀民的父亲说：“叔，您辛苦了。”
父亲摇摇头：“不辛苦。陈老师，您才辛苦。”
两个男人站在雪地里，互相递了根烟，点上，默默抽着。
雪还在下，无声无息。
……
下午的数学考试，果然让许多人皱起了眉头。
陆怀民拿到试卷，快速扫了一遍。
题目不多，但覆盖面广，从基础的代数几何，到最难的圆锥曲线，都有涉及。
对普通考生来说，这确实是挑战。尤其对那些中断学业多年的知青，那些只有初中基础的农村青年。
但对陆怀民来说，这些题目太简单了。
他甚至不需要演算，看一遍就知道答案。
但他还是认真地、一步一步地在草稿纸上计算，写过程，就像任何一个普通考生那样。
因为这是考试，不是炫技。
他需要尽可能地拿到高分。
做最后那道几何题时，他停了一下。
题目确实巧妙，需要跳出常规思路。
他思索片刻，在图上轻轻画出三条辅助线，然后一步步推导，证明过程简洁而清晰。
写完后，他抬起头。
教室里很安静，只能听见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和偶尔的叹息。
有的考生在抓耳挠腮，有的在咬着笔杆苦思，有的已经放弃，呆呆地看着窗外。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陆怀民检查完所有题目，确认无误后，放下笔。
铃声再次响起。
数学考试结束了。
……
走出考场时，天已经暗了。
雪停了，但风更大了，吹在脸上像刀子。
陆怀民裹紧围巾，在人群中寻找父亲和李文斌他们。
父亲还在老地方，自行车旁。
这次他不是一个人——李文斌和赵援朝也在，三个人正说着什么。
“怀民！”李文斌第一个看见他，跑过来，“最后那道几何题，你做出来了吗？”
“做出来了。”
“怎么做的？我画了两条辅助线，还是证不出来……”
陆怀民简单讲了解题思路。李文斌听着，眼睛越来越亮：“对啊！我怎么没想到第三条线！”
然后懊恼地拍大腿：“完了，这道题十分呢！”
“别想那么多了。”赵援朝说，“考完了就是考完了。走，回家。”
几个人一起往外走。
雪地里，脚印深深浅浅，蜿蜒向远方。
“怀民，”李文斌忽然说，“如果……我是说如果，我考不上，你会给我写信吗？”
“会。”
“那说好了。不管你在哪里，我在哪里，都要写信。”
“嗯，说好了。”
赵援朝也凑过来：“我也要。”
“好，都写。”
三个人相视而笑。
父亲推着自行车走在后面，听着他们的笑声，嘴角也微微上扬。
……
第二天的考试，在更凛冽的寒风中开始了。
上午是理化，下午是政治。
理化是物理和化学的合卷，题目难度不算大，他答得从容，甚至有时间在草稿纸上推演几种不同的解法。
刚交完卷，那个昨天问他作文的戴棉帽的年轻人——后来知道他叫孙国庆，就紧张地和别人对答案，听到不同的回答时，急得直跺脚。
“陆怀民，最后那道力学的第三问，你算出的加速度是多少？”孙国庆看见他，像抓住救命稻草般跑过来。
“1.2米每二次方秒。”陆怀民说。
孙国庆的脸一下子垮了：“我算的是1.5……完了，算错了。”
“也不一定，可能我算错了。”陆怀民安慰他。其实他知道自己是对的，但他不忍看对方沮丧的样子。
“但愿吧……”孙国庆苦笑着摇头，又突然问，“你报的哪？”
“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