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她22岁从齐州市公路管理局辞职后，一直漂泊在外，从广州到上海又回广州，最后在苏州定居。

    姚友梅最担心宋蓉的身体，她总说好得很，一年到头也没感冒过。直到7年前，她突发耳鸣脑鸣，视力随之恶化，她看遍医生，最后在北京大医院查到脑血管问题。

    姚友梅不记得那个专业名词，打开贴有“北京”标签的文件袋，翻到女儿的病症名叫“脑静脉窦狭窄”。

    那年过年回家，宋蓉说起来，姚友梅吓一跳：“是不是你用脑过度？”

    宋蓉说不是，她拿着胶片请教该医院顶尖的神经内科专家，专家判断是先天性的，开了几种药让她坚持服用，定期随访。

    两年后，宋蓉的视力再次下降，还出现飞蚊症。专家不排除是脑血管问题对视神经造成影响，结合宋蓉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等情况，他认为得看看要不要搭支架。

    宋蓉住院第三天，和同病房的两个病友接受腰椎穿刺术，这是为了测颅压，判断是否具备搭支架的条件。

    当晚，两个病友行动如常，宋蓉却疼得下肢无力行走，小便也出不来。周末只有值班医生，他们束手无策，只能给宋蓉插尿管。

    熬到周一，科室副主任带队查房，给宋蓉开了各项检查，查到是宋蓉血管畸形：别的病人腰椎穿刺无恙，但她穿进去戳到血管，造成内部大出血，血液凝结成血块，压迫到神经，给她带来一系列症状。

    针对这种情况，得立即清除血肿，解除压迫。科室副主任安排手术，宋蓉被迫联系宋星：“医生说得有亲属签字，朋友不行。”

    手术定在三个小时后，宋星赶不及，外科医生给他打电话，录下通话记录，权当签字。

    宋蓉随即登记捐献遗体，告诉宋星电子卡保存在她手机相册里，宋星骂她瞎想，宋蓉说全麻手术有风险，她得做好最坏的打算，还嘱咐对父母保密：母亲有高血压，且疫情期间家属不能探视，何必让他们感觉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