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树言等翻译结束，想了一会儿，说：“因为揭示结尾就太简单了。”

    法国记者皱皱眉头，不予认可，继续问道：“很多导演会认为给出揭示是一种叙事责任。作为导演不揭露主题，是否会让电影变得难以理解？”

    程树言说：“那个年代的人多少都知道一点矿难的事。矿井塌了，死了人，生活还要继续，在那个年代，矿难在当地本身不是新闻，我觉得纯粹地揭露会破坏电影本身。人物和导演不应该直接说主题，这些需要观众自己体会。”

    厅里骤然安静了一下，只有几支笔尖同时落在纸上，发出急促的沙沙声。

    紧接着，话筒递给第二个德国记者：“我注意到一个人物设定。母亲这个角色几乎完全不知道儿子做了什么，她似乎对于突然多出来的钱和出行不定的儿子，完全都没有任何觉察。在现实生活里，家人不可能对子女的行为没有感知，您为什么让母亲这个角色保持这种干净？”

    于虹玉的视线微微动了一下。

    程树言回答：“因为她忙着生活，她的确不知道儿子在工作时的细节。”

    德国记者皱了皱眉：“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回避。”

    程树言说：“是。她的悲剧不是无知，仅仅是出于最根本的信任，身为母亲，我们也需要承认她并非全知全能，在当时的情况下，她也是个受害者。她知道儿子变了，只是她相信时代给了她儿子一个机会。”

    德国记者在本子上写了什么，点了点头。

    随后，其他记者不给程树言喘息的机会，继续问道：“我注意到您的镜头几乎完全固定，大量场景持续三分钟以上，人物经常走出画面，留下空的空间。这种形式上的选择，是不是在刻意制造观众与人物之间的距离？”

    程树言说：“因为空间比人物更长久。那口矿井也存在了几十年。人物只是暂时经过那里，我想在那个时间段内发生的事情。”

    这名女性记者抬起头，程树言还没缓过来，韩国的记者摘下了同传耳机，他普通话说得很好，直接改用中文提问，这让场内的问答节奏陡然变快：“我想问李秀兰这个人物在电影里几乎没有戏剧性的转变，但整部电影的道德重量似乎都压在她身上。您怎么看这个人物？”